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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为何担心市场经济退到改革前？

8月6日，沈阳众多商铺关门歇业的消息在网络传开后，引起广泛关注。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在商铺关门期间，很多市民反映理不了头发、买不着钉子、吃不到午饭。导致众多商家停业的原因，是在沈阳流传多日的传言：许多商家在政府部门的联合执法中遭遇重罚，甚至只要开门营业，就会有政府部门前来检查，并以各种借口做出处罚。

对此，沈阳市委宣传部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作出回应：近期，一些经营业户因受不实传言影响，关门停业。相关部门除正常管理工作外，并未采取集中整治行动，更未采取高额罚款措施。但在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之下，许多商家选择避罚仍选择暂时歇业观望，他们这样做也实属无奈。

想想看，难道80%甚至95%以上的商铺都有假货？包括中国移动通讯的营业门店，包括刀削面、拉面等饭馆？一个联合检查，何以就吓倒了如此多的商户？追根溯源，还是权力不受限制让公众没有可靠预期。行政性垄断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介入，使得它比自然垄断、行业垄断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危害性更大。

众所周知，市场经济的基石和先决条件是要政府退出市场，让企业或商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。他们有了可靠的权利，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，经济繁荣也就随之而至。没有了可靠的权利，市场经济就像是被釜底抽薪了一般，很快熄火下来，企业或商家的交易成本会大到让大家不得不放弃交易。

进一步推论，企业和商家对地方政府有了可靠的预期，就会扎扎实实地到你那里投资兴业，这样你当地的经济繁荣才有了扎实根基。反之，因为没有可靠预期，恐慌到一定程度，就会集体弃市了。沈阳这次的风波就说明我们的市场基石还是很不牢靠的，市场经济短期内退到改革前是有可能的。

不可否定，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。然而，竞争——这一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，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却并未得到足够的保障。相反，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竞争的干预，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，几乎在中国经济中随处可见。

一方面，地方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，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，严重影响了执法效力。近年来越演愈烈的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和拆迁危机，其背后都是法治危机，而法治危机的根源正在于司法系统独立性的缺失，司法时常不得不服从于地方政府的GDP冲动。对地方政府而言，GDP不仅意味着政绩、形象，更是“寻租“的良机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掌握着大量资源和权力，导致“国富民穷”。除了国有企业之外，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的25至50%。政府部门也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，包括首次公开募股(IPO)、行业进入壁垒等等。

今年7月，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、行为与破除》报告中披露了一个惊人数据，仅2010年中国因行政性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达到11244亿元。这表明，中国的行政性垄断，不但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，而且导致财富在这些行业的过度集中，因而既不利于国民经济总量的提升，更使得收入不均成为难解之结。

今天，无论我们怎样批评行政性垄断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达一万多亿元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若不能尽快推动整体改革，未来为行政性垄断支付的机会成本将会更大，整个社会也将为此付出更大代价。

当然，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瓶颈的情况下，要掀起经济体制改革并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坚固堡垒绝非易事。既得利益者怎么会轻易放手获利的机会呢？由于行政性垄断越演越烈，几乎到了“民怨沸腾”的地步。在当前国内市场出现的大量垄断行为中，行政性垄断无疑占据首当其冲的位置。

由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所实施的限制竞争行为，导致一些政府官员的权力“寻租”。从2011年以来落马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、前深圳市长许宗衡、前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等官员腐败案不难看出，现行的经济模式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极大便利：他们往往打着大搞经济建设的旗帜而中饱私囊。

被称为“吴市场”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3年就反思道：“我们搞市场经济的人，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，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但经过这么多年，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，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。”

不管吴敬琏先生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经济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当前中国的诸多问题，主要是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。在此情况下，一点小小的事情就会酿成大的事件，沈阳商铺集体歇业就是一个例证。

可以说，行政性垄断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。在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、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，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，甚至退到改革开放前的状态。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，那将是中国的一个悲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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